茶与中国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。

有这样一则传说，说茶叶为禅宗初祖达摩禅师所造。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使自己不在坐禅时打瞌睡，便割下眼皮，丢弃在地上。一夜之间，他的眼皮变成了茶树，用茶树上的茶叶泡水喝，便能控制住疲倦，提神、安神。从此，茶就有了提神的作用。据《蛮瓯志》记载，觉林院的僧人“待客以惊雷筴（中等茶），自奉带以萱草（下等茶），供佛以紫茸香（上等茶）。”到禅宗盛行时，坐禅时饮茶得到了进一步普及，据唐人封演在《封氏闻见录》卷六中所说：“开元（713年～741年）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不寐，又不餐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煎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一时间，饮茶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。又据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记载，被民间视为“茶圣”的陆羽(733年～804年)出身于寺院，作过苦行僧，其一生行迹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寺院。《茶经》就是他当年不辞万里风尘，北走燕赵、南游吴越，遍历名山古刹，亲自采茶、制茶、品茶，广泛汲取僧侣经验的结晶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也说道：“茶味至寒，最宜精行修 德之人。”由于禅宗的兴盛，寺院僧人饮茶成风，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“唯茶是求”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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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寺院是茶文化的中心。

纵观历史，佛教寺院既是古代民间社会的文化活动中心，也是茶文化的中心，许多茶诗写于寺院，又以在寺院品茶聚会为咏颂的对象。如唐代的诗僧皎然和尚在《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九日山僧院，东篱菊也黄。俗人多泛酒，谁解助茶香。”清代的文学家郑板桥在诗中写道：“白菜青盐糁子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。扫来竹叶烹茶叶，劈碎松根煮菜根。”镇江甘露寺、扶风法门寺等佛寺地宫的茶具文物则是“丛林以茶汤为盛礼”的考古实物见证。《茶经》中写道：“灵岩茶风北渐，遂有长安、洛阳两京的‘比屋之饮’。”在茶文化从南向北的传播中，泰山灵岩寺禅师们的饮茶活动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。在禅寺饮茶之风盛行时，茶汤供养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，如唐·王敷·敦煌本《茶酒论》中载曰：“供养弥勒，奉献观音，千劫万劫，诸佛相饮。”又据刘禹锡《西山兰若茶歌》一文中所记僧人，为招待诗人而亲采新茶，旋炒旋煎，为已知最早炒青散茶的记载。在茶文化的发展中，佛教寺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，也是推进茶文化在中国普及和兴盛的重要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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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道是僧人修行的必备功课。

少林文武学校了解，据《百丈清规》中记载，僧人早起先饮茶，后佛事，每天需在佛前供茶，每逢佛菩萨圣诞、成道日、帝师涅盘日、达摩忌日、比丘示寂等，另有茶礼仪式。对于不同的茶，也都有相关的名目，如供奉佛祖的称“奠茶”，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品饮的称“戒腊茶”，大众一起共饮的称为“普茶”。僧人迎送、坐禅、谈话等都要饮茶。《百丈清规》中，对寺院行茶礼有着严谨、细致、甚至繁琐的规范，如“院门特为茶汤，礼教殷重。受请之人……须知先赴某处，次赴某处，后赴某处，闻鼓板声及时先到，明记坐位照牌，免致仓惶错乱。如赴堂头茶汤……侍者问讯请入，随首座，依位而立……乃收袈裟，安祥就座。弃鞋不得参差，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，正身端坐，不得背靠椅子……吃茶不得吹茶，不得掉盏，不得呼呻作声。取收盏橐，不得敲磕。如先放盏者，盘后安之，以次挨排，不得错乱。”可以看出，饮茶的过程就是僧众修行的过程，程序严格紧凑。为了打理好众多的茶事，寺院中设有专事烧水煮茶、献茶款客的职务，即“茶头”，其作用举足轻重。现在不少寺院，还专设有为善男信女或游人布施茶水的“施茶僧”。    

种茶、制茶、饮茶能助力于僧人精进修行。

佛教认为茶有“三德”：一是提神，使僧众念佛修行时不易疲倦、瞌睡，有益静思，所谓“破睡有茶功”；二是消食，饮茶能帮助消化；三是“不发”，能抑制性欲，而使人不思淫欲。百丈怀海禅师与陆羽同处中唐时代，茶饮尚未普及。在推行茶饮之后，百丈山寺院的茶事众多，特别是僧众普茶和初一、十五的巡堂茶，需要消耗大量茶叶。加上僧众日常的衣食住行问题，鉴于此，百丈禅师提出僧人农禅制度，倡导“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”，而大量种茶和制茶也是农禅活动的重要部分。大型茶事，如“巡堂茶”，是面向善男信女的，需要住持亲自参与。《百丈清规>·旦望巡堂茶》中记载：“住持上堂，说法竟白，云：‘下座巡堂吃茶。’大众至僧堂前，依念诵图立。次第巡入堂内。暂到与侍者随众巡至圣僧龛后。暂到向龛与侍者对面而立。大众巡遍立定，鸣堂前钟七下。住持入堂烧香，巡堂一匝归位。……鸣钟二下，行茶瓶出，复如前问讯，揖茶而退。鸣钟一下收盏。鸣钟三下，住持出堂。首座大众次第而出。或迫他缘，或住持暂不赴，众则粥罢，就座吃茶，侍者行礼同前。”百丈禅师如此重视茶事、茶礼，足以见出其对茶的钟爱，也反映出茶对僧人修行的殊胜意义。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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